河南开封仪器校准机构-校正计量

陕西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由广东世通出资1000余万元成立，2020年购买自有产权大楼一栋，地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丝路融豪工业城科技园内，已获得陕西当地计量考核建标20项，2021年完成同步启动CNAS和DILAC申请。
陕西世通仪器检测校准中心实验室面积达3000余平米，校准源，覆盖范围广。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磁、热工、几何量、轻工、流量计，气体报警器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陕西世通作为集团西北技术服务中心，布局西北，希望凭借自身多年积淀的技术优势，立足区域企业实际需求，着力构建、的创新服务体系，与客户协同互动，终将它打造成为集团的一个平台，为中西部及企业客户提供的检测校准服务，为中西部企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本公司校准检测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热工、几何量具等校准实验室。本校准中心可对以上类别范围的各国仪器进行校准并出具认可的法定校准。校准、检测报告具有性、可靠性、公正性。 公司的主营区域分布在华南地区（东莞、深圳、惠州、广州、中山、佛山、珠海等城市）和华东地区（上海、温州、苏州、宁波、昆山等城市），辐射面及长三角和珠三角。

本公司仪器设备，业务素质精良，并严格按照实验室建设要求设有: 电学、力学、热工、长度、衡器、光学等校准科室.是国内民营校准检测机构当中，通过校准项目多的机构之一。常规校准仪器有： 电学类: 万用表、电感电容测试仪、绝缘导通测试仪、综合测试仪、功率校准器、插头线综合测试仪、插头线压降测试仪、寿命测试仪、漏电起痕试验机、安规综合测试仪、极性测试仪、线圈测试仪、电机综合测试仪、二次电池测试系统、静电测试仪、数字功率表、分流器、功率计、频率计、信号发生器、失真度测量仪、变频电源、电位差计、高阻计、欧姆表、耐压测试仪、绝缘耐压测试仪、直流稳压电源、电子负载.....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融豪工业城中小企业创业示范园第11座
我司服务宗旨：科学.公正.准确.。我司将以合理的价格，的服务，的检测技术为广大顾客服务，欢迎您来电咨询.洽谈!
吴承洛(1892年2月～1955年3月)，字涧东，化学家、计量学家和学会工作活动家。1910年赴上海南洋中学学习，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5年留学美国，在里海大学工学院学习，以化学工程为主，理论化学为辅，兼学机械工程和工业管理。1918年于里海大学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1920年他返回祖国，先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21年后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兼化工系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27年，吴承洛应蔡元培之聘，任南京国民大学院秘书，协助蔡元培训练了一批秘书干部，建立了新的公文程序，了新的民众教育制度。1930年，任度量衡局局长、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1932年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后又继任度量衡局局长，1939年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和商标局局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吴承洛任政务院财经技术管理局度量衡处处长和发明处处长，主持建立度量衡制度、标准制度、发明专利制度和工业试验制度等，为和发展新中国的计量、标准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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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制”启动了“标准制”的推行
吴承洛关注度量衡单位制改革问题，是在1927年。南京成立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主张采用万国权度公制(简称“公制”)为我国标准制。为了顺利推行标准制，有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简单比率的“市用制”作为过渡制。当时已提出10多个“提议”。工商部认为事关国家大计，应慎重商量、详细研究、博采周咨。并派吴健、吴承洛(当时在中国工程学会组织度量衡标准)、寿景伟、徐善祥、刘荫茀等负责进行。吴承洛总结了清末和民国四年两次改制梗阻的原因，又搜集外国的成功经验，并对各个“提议”对照“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简单比率”这一基本原则，分类评论，写了一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度量衡制度标准之研究》(发表在《工程》1928年第7期)。在12个“提议”(18人参加)中有五六个“提议”，其市尺、市升、市斤对应的公制单位量比较接近。如1市尺=30或32公分(厘米)，1市升=1公升，1市斤=500公分(克或1/2公斤)。而吴承洛(和徐善祥)提出的“提议”，其表述为:1市尺=1/3公尺，1市斤=1/2公斤，1市升=1公升；也可以表述为:3市尺=1公尺，2市斤=1公斤，1市升=1公升，简称:“一二三制”。这一“提议”巧妙地取“一二三”的比率，好学好记，换算简便，容易推行。故在评选中胜出。吴、徐的主导思想是不要像前几次那样搞甲制、乙制，标准制、辅制的双轨制。那样会造成换算麻烦且须配备两套器具等问题。仔细分析，“一二三制”中的市用制和万国权度公制是同属公制单位量制，只是表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当即被采纳，很快形成学术界共识。“定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另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一二三比率的为市用制”这一基本原则，经国府第七十二次会议议决，推选蔡元培、纽永健、薛笃弼、王世杰、孔祥熙诸同审查，并邀徐善祥、吴承洛出席，经过两次会议审查，一致同意据此“基本原则”拟具《民国权度标准方案》，呈报国府。后经国府会议修正，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18日公布《民国权度标准方案》。接着，1929年2月16日公布《度量衡法》。“一二三制”的实现，使我国度量衡制顺利进入近代计量学行列。吴承洛的刻苦钻研、匠心运，解决了多年来大家苦苦思考的难题，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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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 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
全国度量衡局成立后，培养度量衡检定人员，是紧迫的基础工作之一。吴承洛兼任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他提出的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的规划是:度量衡检定人员分一、二、三三个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大学及理工科毕业；二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中学毕业。一、二等级的学员由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培训。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初级中学毕业，由各省市培训，或由中央代培。每一等级的培训学习时间都是3个月。入学和结业，都须经考试合格(每次考试过后，就把试卷登载在《度量衡同志》上，内容有:党义、国文、英语、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经济常识、社会常识、机械常识、制图原理)。学科内容，普通的有:法学通论、行政法、统计学以及公文实习等；的有:中国度量衡史、外国度量衡制、度量衡法规、度量衡制造法、度量衡检定法、度量衡换算法、计量学、机械学及检定、制造、换算、宣传、绘图等各项实习。教材有吴承洛自编的各种讲义。吴承洛亲自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他说: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计量”得来的。然而要计量得精细准确，有假定(假定相当于人为设定)的标准，度量衡单位就是假定的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如果没有假定的度量衡标准，人们就不能识别和区别事物的长短、轻重、多少。近代科学上所表明的各种量，都是由长度、质量、时间三个单数关系所组成的复数关系的量。基本量的单位，以及由其组成的其他各种计量单位，统称计量单位。声光电化热力的科学、天文、地理的测量值，都可以由准确的计量单位表示。而且在当时的度量衡检定中，已把汽油计、水表、电能表、温度计称之为计量器具。可见当时吴承洛已谙熟近代计量学原理，个把“计量”一词引入到度量衡行业中来，把我国古老的度量衡按照近代计量学的原理来规范管理。从1931年到1936年的五六年内，经过培训合格的检定人员，一等12个班计86人，二等17个班计383人，三等(由地方培训2120人，中央培训52人)计2172人，总计2641人。1936年，在全国2000余个县中，已有1500个以上的县设有度量衡检定分所，并且都配有各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在此国难之中，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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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立度量衡学会 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
吴承洛说:“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所以我多年来就做了行政与学术联系的工作。”他在美国留学期间(1916～1919年)，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29岁时就担任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在国内，由他发起成立的学术团体有5个，其中花精力多的当数“中国化学会”和“中国度量衡学会”。民国于十八年(1929年)二月间，公布《度量衡法》，次年(1930年)1月1日为《度量衡法》施行日期。10月间全国度量衡局成立。5月22日，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期学员班开学。7月14日，中国度量衡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70人，首推吴承洛为大会执行，通过了度量衡学会组织章程，选出理事会和董事会，选出会长吴承洛、总干事廖定渠、董事会陈儆庸。会员发展对象:度量衡局本部、养成所、度量衡制造所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历届培训的高、中等级的度量衡检定人员；还聘请教育、科学、工业界人士为赞助会员。据统计会员人数:1930年133人，1931年275人，1932年325人，1936年535人。吴承洛认为:“一个学术团体，精神与工作的表现，百分之九十要在刊物上努力”。从1931年起出版度量衡学会会刊，吴承洛说，我和每期培训班的学员朝夕相处，切磋应用技术。学习结业后，他们将回到各省市担任检定工作，开始和民众接近。他们都是我们“甘苦与共”的同志。把会刊的刊名就叫《度量衡同志》吧。《度量衡同志》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间共印发28期，开始每年4期，内迁后，1938年辗转长沙、重庆路上，无法出刊。1939～1945年，在冒着日机轰炸、邮路不通、经费无着的困境中，坚持每年出一期。1945年的一期是用毛笔誊写在石板上印刷的。尽管条件那么艰苦，《度量衡同志》仍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度量衡学会在吴承洛的领导下，对于新制度量衡单位制的创立和完善，制造、检定、检查规程的制定，度量衡器具设计、生产、使用技术的研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9月，吴承洛在中央播音电台的3万字的讲演——《新制度量衡》，就是民国兴盛时期，中国度量衡的创业史。吴承洛还提出，度量衡学会要编写《中国度量衡史》。《中国度量衡史》的编写大约始于1934年，列提纲，查资料，分编拟写，由吴承洛总成，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中国文化丛书——辑》)。《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部度量衡通史专著，其大特点是引用古籍资料，条例清晰。经过整理，建立起了中国度量衡史体系。对于民国前期的度量衡改革记载尤详。该书多次再版，为研究中国度量衡史的参考书籍。吴承洛还创办了《工业中心》和《工业标准与度量衡》两本期刊。

广东省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05年由恒宇仪器出资成立于广东东莞市。恒宇仪器创立于2000年，是研发制造品质检测仪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依托深耕品质检测仪器多年的制造研发优势，充分利用公司在仪器检测人员、技术、服务等面的资源优势，出资2500万成立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为顾客提供更全面更的服务。
公司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40余个，参与起草国家标准和制定规范规程多个，在国内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为省、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是CMA、中国实验室CNAS，国际ilac-MRA认证单位，东莞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示范单位，东莞市质量协会会员单位，广东省科学技术实验室联合会会员单位。2014年受到广东省科技厅及国家科技部“技术创新”专项资助。
广东世通检测校准中心实验室面积2000多平方米，实验室校准源，拥有福禄克、惠普、安捷伦、菊水、新天等大批进口、国产仪器一千余台套，校准检测覆盖范围广。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电磁、热工、理化、光学、几何量、电力、轻工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为确保公司以更高的品质服务客户，2019年投资7000余万元在东莞新建1万多平方实验大楼，广东世通将以更高的品质、更完善的服务，更强大的技术团队，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长度计量校准实验室：量传标准设备、检测维修能力强的实验室，本室共建有量块、平直度、粗糙度、光学仪器、测绘仪器、通用量具、精密测量、三坐标测量机、圆度仪、验光标准器组等共55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负责本地区的几何量的量值传递，提供检测和校准服务，开展各项目计量仪器的检定、校准、修理。
人物简介
　　赫兹出生在德国汉堡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汉堡城的一名顾问，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在他去柏林大学就读之前就已经展现出良好的科学和语言天赋，喜欢学习阿拉伯语和梵文。他曾经在德国德累斯顿、慕尼黑和柏林等地学习科学和工程学。他是古斯塔夫·基尔霍夫和赫尔曼·范·亥姆霍兹的学生。1880年赫兹获得博士学位，但继续跟随亥姆霍兹学习，直到1883年他收到来自基尔大学出任理论物理学讲师的邀请。1885年他获得卡尔斯鲁厄大学正教授资格，并在那里发现电磁波。赫兹在柏林大学随赫尔姆霍兹学物理时，受赫尔姆霍兹之鼓励研究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当时德国物理界深信韦伯的电力与磁力可瞬时传送的理论。因此赫兹就决定以实验来证实韦伯与麦克斯韦理论谁的正确。依照麦克斯韦理论，电扰动能辐射电磁波。赫兹根据电容器经由电火花隙会产生振荡原理，设计了一套电磁波发生器，赫兹将一感应线圈的两端接于产生器二铜棒上。当感应线圈的电流突然中断时，其感应高电压使电火花隙之间产生火花。瞬间后，电荷便经由电火花隙在锌板间振荡，频率高达数百万周。由麦克斯韦理论，此火花应产生电磁波，于是赫兹设计了一简单的检波器来探测此电磁波。他将一小段导线弯成圆形，线的两端点间留有小电火花隙。因电磁波应在此小线圈上产生感应电压，而使电火花隙产生火花。所以他坐在一暗室内，检波器距振荡器10米远，结果他发现检波器的电火花隙间确有小火花产生。赫兹在暗室远端的墙壁上覆有可反射电波的锌板，入射波与反射波重叠应产生驻波，他也以检波器在距振荡器不同距离处侦测加以证实。赫兹先求出振荡器的频率，又以检波器量得驻波的波长，二者乘积即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正如麦克斯韦预测的一样。电磁波传播的速度等于光速。1888年，赫兹的实验成功了，而麦克斯韦理论也因此获得了无上的光彩。赫兹在实验时曾指出，电磁波可以被反射、折射和如同可见光、热波一样的被偏振。由他的振荡器所发出的电磁波是平面偏振波，其电场平行于振荡器的导线，而磁场垂直于电场，且两者均垂直传播方向。1889年在一次的演说中，赫兹明确的指出，光是一种电磁现象。次以电磁波传递讯息是1896年意大利的马可尼开始的。1901年，马可尼又成功的将讯号送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20世纪无线电通讯更有了异常惊人的发展。赫兹实验不仅证实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更为无线电、电视和雷达的发展找到了途径。随着迈克尔逊在1881年进行的实验和1887年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推翻了光以太的存在，赫兹改写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将新的发现纳入其中。通过实验，他证明电信号象詹姆士·麦克斯韦和迈克尔·法拉第预言的那样可以穿越空气，这一理论是发明无线电的基础。他注意到带电物体当被紫外光照射时会很快失去它的电荷，发现了光电效应 （后来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予解释）。1894年37岁的赫兹因为败血症在波恩英年早逝。他的侄子古斯塔夫·路德维格·赫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古斯塔夫的儿子卡尔·海尔莫斯·赫兹创立了超声影像医学。
人物成就
　　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在1886年至1888年间通过试验验证了麦克斯韦尔的理论。他证明了无线电辐射具有波的所有特性，并发现电磁场方程可以用偏微分方程表达，通常称为波动方程。1887年11月5日，赫兹在寄给亥姆霍兹一篇题为《论在绝缘体中电过程引起的感应现象》的论文中，总结了这个重要发现。接着，赫兹还通过实验确认了电磁波是横波，具有与光类似的特性，如反射、折射、衍射等，并且实验了两列电磁波的干涉，同时证实了在直线传播时，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与光速相同，从而全面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的正确性。并且进一步完善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使它更加优美、对称，得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现代形式。此外，赫兹又做了一系列实验。他研究了紫外光对火花放电的影响，发现了光电效应，即在光的照射下物体会释放出电子的现象。这一发现，后来成了爱因斯坦建立光量子理论的基础。1888年1月，赫兹将这些成果总结在《论动电效应的传播速度》一文中。赫兹实验公布后，轰动了全世界的科学界。由法拉第，麦克斯韦总结的电磁理论，至此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888年，成了近代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赫兹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证实了麦克斯韦发现的真理，更重要的是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新纪元。随着迈克尔逊在1881年进行的实验和1887年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推翻了光以太的存在，赫兹改写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将新的发现纳入其中。通过实验，他证明电信号象詹姆士·麦克斯韦和迈克尔·法拉第预言的那样可以穿越空气，这一理论是发明无线电的基础。他注意到带电物体当被紫外光照射时会很快失去它的电荷，发现了光电效应，后来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予解释。
科学贡献
　　赫兹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正当人们对他寄以更大期望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却于1894年元旦因血中毒逝世，年仅36岁。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各种波动频率的单位，简称“赫”。赫兹也是是国际单位制中频率的单位，它是每秒中的周期性变动重复次数的计量。赫兹的名字来自于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其符号是Hz。电（电压或电流），有直流和交流之分。在通信应用中，用作信号传输的一般郝是交流电。呈正弦变化的交流电信号，随着时间的变化，其幅度时正、时负，以一定的能量和速度向前传播。通常，我们把上述正弦波幅度在1秒钟内的重复变化次数称为信号的“频率”，用f表示；而把信号波形变化一次所需的时间称作“周期”，用T表示，以秒为单位。波行进一个周期所经过的距离称为“波长”，用λ表示，以米为单位。f、T和λ存在如下关系： f=1/T ，v=λ.f ，其中，v是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3xlO^8米/秒。频率的单位是赫兹，简称赫，以符号Hz表示。赫兹（H·Hertz）是德国的物理学家，1887年，是他通过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赫兹”定为频率的单位。常用的频率单位还有千赫（KHz）、兆赫（MHz）、吉赫（GHz）等。在载带信息的电信号中，有时会包含多种频率成分；将所有这些成分在频率轴上的位置标示出来，并表示出每种成分在功率或电压上的大小，这就是信号的“频谱”。它所占据的频率范围就叫做信号的频带范围。例如，在电话通信中，话音信号的频率范围是300～3400赫；在调频(FM）广播中，声音的频率范围是40赫～15千赫，电视广播信号的频率范围是0～4.2兆赫等。
光电效应
　　光照射到某些物质上，引起物质的电性质发生变化。这类光致电变的现象被人们统称为光电效应。金属表面在光辐照作用下发射电子的效应，发射出来的电子叫做光电子。光波长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方能发射电子，即极限波长，对应的光的频率叫做极限频率。临界值取决于金属材料，而发射电子的能量取决于光的波长而与光强度无关，这一点无法用光的波动性解释。还有一点与光的波动性相矛盾，即光电效应的瞬时性，按波动性理论，如果入射光较弱，照射的时间要长一些，金属中的电子才能积累住足够的能量，飞出金属表面。可事实是，只要光的频率金属的极限频率，光的亮度无论强弱，光子的产生都几乎是瞬时的，不超过十的负九次方秒。正确的解释是光必定是由与波长有关的严格规定的能量单位（即光子或光量子）所组成。这种解释为爱因斯坦所提出。光电效应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兹于1887年发现，对发展量子理论起了根本性作用，在光的照射下，使物体中的电子脱出的现象叫做光电效应（Photoelectric effect）。光电效应分为光电子发射、光电导效应和光生伏打效应。种现象发生在物体表面，又称外光电效应。后两种现象发生在物体内部，称为内光电效应。光电效应里，电子的射出方向不是完全定向的，只是大部分都垂直于金属表面射出，与光照方向无关，光是电磁波，但是光是高频震荡的正交电磁场，振幅很小，不会对电子射出方向产生影响。hυ=(1/2)mv^2+I+W 式中（1/2)mv^2是脱出物体的光电子的初动能。金属内部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这是金属的特征，因而对于金属来说，I项可以略去，爱因斯坦方程成为 hυ=(1/2)mv^2+W 假如hυ 英年早逝
　　在1892年，赫兹被诊断出感染了韦格纳肉芽肿(发病时会经历剧烈的头痛)，而他试着去治疗这种疾病。 在1894年，赫兹终于在德国波恩离世，享年36岁，他死后被埋在Ohlsdorf汉堡的犹太墓地。 赫兹死后留下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赫兹（原名：伊丽莎白‧道欧）和两名女儿乔安娜和玛蒂尔德。 而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并没有改嫁。 1930那年代，希特勒崛起，他的妻子和三名女儿也从德国搬到英国。 1960年，查尔斯萨‧斯坎德拜访了玛蒂尔德‧赫兹，询问有关她父亲的事，并在不久之后出版了一本有关海因里希‧赫兹的书。根据查尔斯萨的书指出，赫兹的两名女儿都没有结婚，因此他没有任何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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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度量衡在历史上虽然影响十分深远，但毕竟享国不久。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仅12年便去世，二世胡亥在位不到3年秦朝就灭亡了。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后，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继承和发展秦制，度量衡也基本上是秦制的延续。然而在西汉刘氏家族执政的200多年中，也没有对度量衡作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在中国度量衡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文书和标准器物的制作，都产生于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朝代——新朝。那么这一切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呢？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步入了危机深重的末途。在母后干政、外戚擅权的历史条件下，王莽被其姑母太皇太后王政君看中，急召入宫掌管了朝政。


翻开任何一部历史文献，无一例外地把王莽形容为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两面派。在尚未登基之前，他表现得极其谦恭、忍让，广泛网罗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收买人心。一旦时机成熟，登上帝位后，又立即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其府库中仅黄金就达60多万斤。在他当皇帝的短短17年中，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改制政策，一部《周礼》几乎成了改制的蓝本。王莽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不但给人民带来无数新的灾难，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从篡位到改制，可以说全面失败，度量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影响极为深远，这值得我们思考。


王莽“代汉立新”正式当上皇帝，虽然是公元9年，但在此之前20多年中，也一直为后篡位作各方面准备，网罗大批儒学名士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王莽大权在握的元始年间(约公元3年)，召开了中国历史上次科学家大会。会上讨论了有关天文、历算、钟律、度量衡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度量衡部分对历代度量衡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后来被《汉书》的作者班固看中，又经过删减，弃其伪劣，后编入《律历志》上篇。此后《汉书·律历志》成为度量衡的经典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律历志》度量衡部分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数即一、十、百、千、万。有了数才能推生出律历、制造器物、制定度量衡。和声是指乐律之事，而黄钟律又与度量衡互为参校。审度、嘉量、权衡三篇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和进位关系，长度单位是:分、寸、尺、丈、引，它们都以十进位；容量单位是:龠、合、升、斗、斛，其中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均为十进制；权衡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在此之前，度量衡单位都散落在各种史籍中，《汉书·律历志》在考证了历代经书史籍的基础上，对度量衡单位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给后代留下了可靠的资料。


2.度量衡的三个基本量都以黄钟来复现:九寸正合黄钟律管之长，并以累黍作直观验证。一旦后代度量衡器被销毁或丢失，就可以与黄钟律管、累黍相互佐证。故汉以后的历代，凡追溯古度量衡制者，无一不以黄钟律管和累黍为依据。


3.度量衡三者标准器的形制、材质、制作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成为研究、考证汉代度量衡器的重要依据。


4.有关管理度量衡的行政部门、高的职能长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刘歆等提出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绝非凭空设想。早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就有记载:每年的二月，虞帝、舜要到东方各地巡视。将日、月、年等历法协同起来，把乐律与度量衡统一起来(“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开篇句话就引《尚书·虞书·舜典》曰:“乃同律度量衡。”作者认为，律历度量衡都做到统一，就能使远近齐一，立信于民。夏、商、周三代都遵循这一法则，故法律制度也都完备起来了(“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三代稽古，法度章焉”)。而《汉书·律历志》却明确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并以累黍为介质，互为佐证。


古代律管可简称为“律”或“管”。声是无形的，要发声就制器，律管就是用来发声的器。有器就必有形，能发出黄钟宫声的律管，它的长度、口径都是固定的，否则音的高低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人的耳朵一般都能感觉得到。要把有形之器定量化，就需要通过测量把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和口径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确定一个可视的客观标准了。反过来这支有固定量的律管也可以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刘歆等人正是对律与度量衡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的理解，才把黄钟律管通过度量衡定量化了。


汉代一尺长为23.1厘米已沿袭了一千多年，黄钟律管之长也绝非刘歆等人能随意改变的，度量衡借助与其他物质进行比较，其量值才能复现并传递。用什么物质复现一尺的长度呢？在刘歆之前就有采用人的头发、马尾、粟、大麦、人体等定尺，但其准确度不高、重复性不好、可操作性也不强，有的也无法与汉尺相吻合。究竟用什么物质既能复现一尺之长，同时还能与黄钟律管的长度、容积和度量衡三者中的某一个单位量相合呢？刘歆等人除了查找古书外，还委派许多人四处寻找能达到上述条件的物质进行实验，后终于找到取代常常食用的谷物——黍。黍子是一种耐干旱的作物，它外表坚硬、不易损坏，不过它的品种很多，大小也有差异。如何能尽量选择每一粒黍正好与一分的长度相吻合更为重要。刘歆下令把各地的黍子都集中起来，又把它们分成大、中、小三等，分别排列，测量它们的长度、容积和重量。后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即某个品种中等大小的黍(可惜他没有提到用的是哪一个品种)，一粒相当于一分，90粒黍即合黄钟之长，100粒黍当一尺；1200粒黍又正合黄钟律管之容，与一龠相当；所容的1200粒黍之重量约略相当于12铢。终于巧妙地将律管、黍与度量衡三者联系起来。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权者……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这简短的几十个字，对度量衡与黄钟、累黍的关系作了清楚的交代。度量衡与黄钟律互为佐证，再以累黍为介质，相互参校，即可以记载于书，形之于物了。有了器物、有了数据，后人也就可以具体操作了。


今天看来，这些数字虽难免有拼凑的成分，但是按照刘歆提出的条件，后人经过多次实验，证明大体还是相当的。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刘歆能提出这样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极其不容易，必定经过寻经查典作为理论根据，还要广泛搜求各种实物与律管、度量衡器相互印证。正因为他对乐律学有很深的研究，对黄钟律与黄钟律管的发音又做过无数次的实验，严格地确定律管的长度和管径后，再去寻找各种自然物与尺、律管的长度、容积反复校验，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再从另一方面探讨，黄钟、累黍还包含着非常深刻的科学含义，即构成了建立古代度量衡标准的原理:以黄钟律定度量衡标准，与现代人建立自然基准的基本思想极为相似；而选用100粒黍横向排列定一尺，又选用1200粒黍定容量和重量，完全符合今天数理统计的原理。


黄钟、累黍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就被班固选入《汉书》成为《律历志》的重要篇章。汉以后历代更是引发了各种讨论:遵循者、赞誉者、怀疑者、批评者无数，却从未能全盘否定，更无人提出新的理论取代它。


历史上早验证黄钟论点的是荀勖。汉代末年，由于战乱纷扰，各种礼仪器物包括度量衡器大多已消亡，晋武帝时，令律历学家荀勖考证古乐律。荀勖凭着他丰富的乐律知识和聪慧的听力，判定当朝宫廷内的太乐八音不和。究其原因正是东汉至晋的尺度长了四分有余，尺度增长了，律管也随着加长，造成乐律失准。于是考证了各种古器并相互校验，终于制定了一支古尺，用此尺重定律管长度。后来经过证明，荀勖所定的古尺与古律都与秦汉时的尺度和黄钟宫声完全相符。可见，律与尺相互校验是可行的。


其后，李淳风在考证唐朝以前历代尺度时说:用律与度量衡相互校验，再用累黍等各种方法是可行的(“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他以“莽量尺”作为基准(列为等)，与他搜集的汉以后魏、晋直至隋，前后17个朝代，27种尺与等尺作比较，分别按尺度的长短列为十五等，后来又被收入《隋书·律历志》，成为后人研究这期间一尺之长的重要历史资料。因此，“十五等尺”在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对度量衡与乐律、累黍的讨论，主要见于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他为了验证黄钟律管、累黍的关系，甚至跋山涉水寻找合适的竹管，还亲自种植各种黍加以验证。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找不到另外任何物体可以取而代之。


清朝对前代尺度考订，主要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康熙在考订黄钟律和累黍时，亲自验证，后提出横累100粒为古尺，竖累100粒为清营造尺。他的这一做法十分巧妙，即把古制寓意在其中，还把清朝长32厘米的营造尺，也用累黍(竖排)的方法排列了出来。


刘歆等在采用累黍定度量衡时，不仅确定以黍为中介物，而且还明确指出要取中等大小的黍横向排列。能作出此具体规定，已远远超过了前人，更给后世提供了复现条件。尽管后代也曾有人提出许多异议，如“岁有丰俭，地有硗(qiao)肥……”等，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确实使它的复现不可能做到十分。但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度量衡器本身也只能做到相对准确，以累黍定度量衡产生的相对误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直到今天，当研究者们对黄钟律管、累黍与度量衡三者的关系做了各种实验后，证明基本上能够达到复现目的，这也正是其成功之处。刘歆等人提出的有关度量衡的一系列构想，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耀眼的光辉，在世界度量衡史上也是的。


《汉书·律历志》还对度量衡标准器的规格、型制、特点以及所达到的量值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也是其重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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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实施度量衡法令、统一全国度量衡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度量衡作为行使政治权利的象征、巩固政权的手段、维持社会经济和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技术保障，但古代把度量衡作为其他特殊用途、起到特殊作用，却并不为人所知。



一、古代把尺子作为礼品



人们为了加强交流， 在交往时经常会互赠礼品。我国古代经常赠送的贵重礼品一般为瓷器、玉璧、珠宝、绸缎等，但古代也总把度量衡中的尺子作为赠送的珍贵礼品。


1.赏赐大臣


《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正月诏书规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唐六典》卷二十二载:朝廷在中和节常以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赐予大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得过红牙银镂尺的赏赐，并写下一篇《中和节谢赐尺状》。


历代朝廷基本上都比较重视“谨权量”、“平斗斛”，以维护政权统治，促进国家统一。并往往以谨权量、平斗斛为施仁政之始。唐代朝廷赐尺于大臣，其用意主要为:一是表示对臣下的器重和信任；二是要求大臣们实施仁政，用白居易《中和节谢赐尺状》中的话来讲，就是“下明忖度之心，上表裁成之德”；三是要求大臣们办事要公正、公平。


2.贵重礼品


唐朝除了赐尺于大臣之外，还将尺子作为极其贵重的礼品赠送给外国友人。唐朝时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日本不断派送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唐朝先后赠送给日本友人不少精美的象牙尺，现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内，还藏有中国唐代镂尺、精绝的象牙尺6支，其中红牙拔镂尺两支、绿牙拔镂尺两支、白牙拔镂尺两支。


正仓院藏的唐尺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6年)皇太后献给东大寺的，当时太后手书及《献物账》真迹现仍藏于正仓院。这些精美的唐代象牙尺，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由于唐代赠送了不少象牙尺给日本，使日本的度量衡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如日本尺度长度就是取于中国唐代的尺度长度。日本物观所著《度量衡考》说:“开元钱，世多有之，人亦不宝之。唐书名言径八分，以吾邦尺校之亦八分，故知吾邦尺亦禀唐制也”。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册里所附的解说中也说:“唐的一尺，等于今日本的一尺。”


二、古代把秤砣作吉祥物



古代秤砣外观设计造型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可以赋予不同的含义。如葫芦造型古权象征吉祥之意，即福禄之意；天圆地方型古权象征了古人崇尚天地、之意；圆形秤砣象征团团圆圆之意；蔬果型秤砣象征五谷丰登之意；农村盖新房上梁时，将秤砣悬挂于梁上，象征着“称心如意”之意。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卷四中说:“市肆谓砝码为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也有生意兴隆、进宝的祝愿之意。


三、古代把秤砣作镇宅之用



秤砣在衡器(如天平、杆秤)中起平衡作用，只有平衡，才能平稳。平衡才能起到风吹不动、雨淋不浸，稳固四方的作用。以秤砣镇宅，象征着房屋平稳、家庭平安、邻里和睦、万事如意。民间搬家时，总是先搬过去一个古秤砣，也是取其意。民间也有将古秤砣作为压帐子四角的物件，以便使帐子熨帖、平整、不扭曲，便于使用。


四、古代把秤砣作为冥器之用



《汉书》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就是说，权是悬挂秤杆上可以移动的器物，即秤砣，秤砣是权。自从“秤砣”被赋予了“权”、“权力”、“权势”之后，古人下葬时，常常在其殉葬品中放置几个秤砣，即“权”，以满足死者生前的不同心愿。生前权朝野者，墓穴中放置一个权，表示“死不放权”，到阴间还要掌有权势，象征权力，以示地位，这也是在古代高官的墓穴中经常出土秤砣的原因。而生前布衣一生者，在陪葬品中放置一个“权”，则是“死要面子”，满足生前未了的心愿，求得心理平衡。通过出土的秤砣，也可佐证该墓穴是王公还是平民百姓的墓葬。王宫墓穴中放置的“权”一般是用精铜制作的铜器，或是烧制精美的瓷器，很少有粗制滥造的铁权或石权。而平民百姓的墓穴中一般用较粗糙的铁权或廉价材料做成的权作陪葬物。


五、古代把秤砣作权力象征物



由于古代度量衡是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技术支撑，所以秤砣象征了“权力”，即被赋予了“权”、“权力”、“权势”。秤砣的外形就来源于皇帝玉玺的外形。所以当代出土的一些外观精美的瓷秤砣大部分都不是实用衡器，也就是说不是做称量用的，一般是放在桌子案头做镇子用的，象征着权力。


六、结束语



从以上可以看出， 古代除把度量衡作为实用、日用器物之外，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内涵，在民间或又给它赋予了新的含义、新的寓意，扩展了度量衡的使用功能，这也表明度量衡在经济社会及日常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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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尼罗河畔，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同文明的创世神女娲伏羲一样，在古代埃及古老的神祇手中，居然也擎着一件计量器具，那就是重量计量的鼻祖——天平。



一、决定凡人轮回的工具——死神阿努比斯的审判之秤

阿努比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以胡狼头、人身的形象出现在法老墓葬的壁画中，他是埃及九柱神之中冥王奥西里斯的儿子，也是古埃及神话信仰体系中重要的神灵之一。
对古埃及人来说，轮回往生极其重要，因此阿努比斯在很早以前就为人所崇拜。他是亡灵的和守护者，重要的职责是负责审判之秤的称量工作。他在秤的一边放置象征真理的羽毛，另一边放置死者的心脏，死去的人若是一生行善，心脏就会比羽毛轻，便可以升上天堂，与众神永生；如果在世时做过坏事，则心脏比羽毛重，这个人将会被打入地狱，而心脏就会被魔鬼吃掉。

图1是古埃及长卷《阿尼纸莎草》的片段，绘制于公元前13世纪，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整个长卷详细记录了亡者由阿努比斯进入冥界，用审判之秤称量心脏，再交与奥西里斯审判的过程。



图1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阿尼纸莎草》

从两侧的象形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天平不仅作为绘画的主题存在于画面的正中心，同时也作为一个象形符号记录在了古埃及的文字当中。就像圆规与直角尺在文明中象征了规矩与权利一样，天平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所代表的审判、公平，也作为一个文明的基因融入古埃及人的血脉中，告诫着人们要心存敬畏，勿做坏事，时刻当心来世的审判。


二、市场繁荣的守护神——古埃及天平的历史演变

迄今为止古老的天平，出土于上埃及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500年，距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它是一根长约8.5厘米的石灰石横梁，中间及两端钻孔，如图2所示，现藏于伦敦科学博物馆。




图2 世界上古老的天平

这架天平还明显保留着原始天平的缺陷:通过横梁上钻的空洞吊起绳子作为支点，其等臂性很难，加之绳子的摩擦力较大，导致天平的灵敏度极低，称重的度受到很大限制。这种天平的准确度大概只有1%，甚至更差一些。



图3 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埃及天平

自公元前1570年以后，古埃及人的天平制作工艺有了明显的进步。如图3所示，改进后的天平靠水平穿过横梁中点的金属环挂在三角支架上。秤盘由横梁两端穿过的绳子悬挂起来，两端秤盘的受力点被固定下来，地提高了整个天平的灵敏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平横梁的中点处，出现了由指针和吊线铅垂组成的指示原件，使得准确校准天平横梁的平衡性成为可能。这时期，天平的称量准确度已经能够达到被称物体的千分之一。

伴随着天平制作水平的进步，古埃及人的砝码制造工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古埃及初期的砝码都是形状粗笨的石制器，随着新王朝时期(公元前1570年—公元85年)军事、经济的兴盛，砝码被制作成具有规格形状及大小的圆筒形，或是牛、羊、鸭等动物形态。

从出土的这些固定规格砝码可以看出，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经发展出了初步的市场监督体系，古埃及人在进行牛羊谷物之间以物易物的贸易时，会使用统一规格的圆筒形砝码进行称重，从而交易双方的公平。由此可见，度量衡的概念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市场贸易的发展都有度量衡的观念与之相伴，其重要性甚至记录在了《圣经》的前几页里。摩西告诫以色列人:“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砝码；你家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应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你才能有一个完全的、公平的衡量”(《圣经·申命记》:25:13-15)。

回望过去，天平从远古时期的粗糙石杆一路进化成的精密仪器，让我们能不断地从更微小的细节中探索未知世界。而天平，也早已了它本身的使用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神图腾，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图腾代表了埃及的阿努比斯之神，在我们的心中守护着公平，审判着罪恶。

当我们嘲笑古代人的愚昧与迷信时，却没有看到他们真心信仰的神祇正引导着他们内心向善，这也许是我们现代计量人迫切需要从古人身上学到的东西:当我们手握权利，操纵数据时，也应时刻牢记，在内心深处，有一双死神的眼睛正注视我们，监督着我们要公正地操纵砝码，维护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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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年-1957年的检定规程


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在中央财政经济技术管理局内设立了度量衡处，1952年划归中央工商管理局领导。当时，度量衡处除了做一些度量衡管理工作外，也开展一些交易用度量衡器具的检定工作。但是，由于检定人员少、经费紧张、条件差等原因，度量衡器具的检定工作做得很少，没有编制颁布新的检定规程。当时，计量检定一部分是沿用国民度量衡检定所的检定方法，如台案秤、木杆秤、直尺等；一部分是新开展的检定项目，是根据生产厂和使用单位等的意见建议制定的检定方法，如体温计、密度计等；还有一部分是参照前苏联的检定规程，如游标卡尺、千分尺等。直到1953年，在一机部内成立中央计量检定所筹备处后，才开始陆续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翻译苏联的部分计量器具检定规程，供计量检定时参照使用二、1958年-1963年的国家检定规程
1957年，将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院的计量部分并入国家计量局，统一负责全国计量管理、计量系统、计量技术和国家计量标准的建立等工作。1956年，国家计量局开始着手计量检定规程的制定，在管理模式上从立项、起草到出版、发行，均由国家计量局统一负责。1958年正式以国家计量局的名义颁布实施了一批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批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共计41种，分三种版本。一种是1958年1月发行的，外包皮为白色，尺寸为（20×13.9）cm；一种是1958年8月发行的，外包皮为浅蓝色，尺寸为（18.4×12.8）cm；第三种也是1958年发行的，外包皮为浅黄色，尺寸为（26.0×18.4）cm。检定规程编号方法简单明了，如钢直尺试行检定规程编号为：1-58（见下图）。三、1963年-1970年的国家检定规程
后来，国家计量局由国家科学技术代管，简称国家科委计量局，对外仍称国家计量局。1963年之前，随着计量器具的种类、数量、需求的增加，仅仅按1958年流水号作为检定规程编号方法，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国家计量局开始着手研究检定规程的编号方法，但具体如何编号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使用仍比较混乱，如1960年发布的乌氏干涉仪检定规程就没有编号，1962年发布的天平检定规程编号为“9-62”，同一年发布的砝码检定规程编号为“力1-62”。可见1963年之前检定规程编号方法非常混乱。1963年2月，国家科委计量局为了统一检定规程编号，发布实施了“国家科委计量局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文件，检定规程统一编号的决定”，对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编号方法进行了规定，如，木杆秤检定规程编号为：规（G）
四、1971年以后的国家检定规程
1958年以后一段时间，国家计量局一直由国家科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国科学院，国家计量局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都归为中国科学院领导。中国科学院于1970年4月至10月，邀请北京地区工矿企业等有关部门组成检定规程修订小组，选择了使用比较普遍的千分尺等七种检定规程进行修订，并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颁布实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早采用“JJG”编号方法的检定规程，是外径千分尺检定规程编号为：JJG21-71，外包皮为白色，尺寸为（20.9×14.8）cm。


但是，1971年是不是次使用“JJG”编号？国家文件是什么？等等，还有待考证。1980年国家计量局发布了《计量检定规程制定修订办法》，一改过去由国家计量局统一负责编制起草检定规程，变为委托承担计量检定规程制定、修订工作的归口单位负责调研、起草、组织审定，再报国家计量局复审、批准、出版。1993年开始，计量检定规程制修订工作逐步由归口单位向国家计量技术过渡，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规程编制起草队伍（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