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报警仪（器）检测-仪器外校计量

江苏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12年由广东世通出资2000余万元在江苏昆山成立，地址位于江苏昆山市昆嘉路379号。
江苏世通拥有自主产权实验大楼，实验室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2013年经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CNAS）认可，认可号L6634，国际实验室互认组织（ILAC-MRA）互认授权！ 2014年由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实验室校准源，人才队伍精良。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电磁、热工、几何量、轻工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1988年6月，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严济慈先生因原南京工学院改名为东南大学来南京，由中国五笔汉字发明家王永民同志陪同。王永民与我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同一学习时的挚友。

　　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严先生是我们一年级至三年级两年半普通物理的教授。严先生的名言是“从我这里主要不是学到多少学问，而是学会做学问的方法。”

　　1988年6月5日晚，王永民邀我一起去见严先生。当时严先生住在南京东郊宾馆。见面后，严先生问我：“张腊狗（张恒烈原名），你现在在干什么？”我说：“在搞计量工作。”他说：“好！我给你讲讲，计量就是过去的度量衡。”我说：“计量这几年正在推行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法定计量单位制度改革。”

　　严先生说：“计量单位制一直是件大事，全都是这样的。1935年年初，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公分，公分》的文章，主题内容是当时一米的百分之一为一公分，一千克的千分之一也为一公分，混淆不清。尔后，汪精卫找我谈话，他说他看了这篇文章，很好！问我中国怎么办？”
严先生说：“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功绩，现代计量就是从古代度量衡发展来的。现在国际交流多了，一定要采用国际单位制，学生读书背不同单位制的公式很困难，如厘米克秒制、高斯制、中国的旧杂制……公式前的系数很难记住，也不利于科学进步和学术交流，不利于国际贸易交往……”

　　汪精卫听了觉得很有道理。1928年，国民下令在中国推行“米突制”（民国权度标准方案）。

　　严先生说到了汪精卫，我插话说：“汪精卫不是汉奸吗？”严先生说：“汪精卫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当时也不是汉奸，在南京国民负责计量工作。”

　　严先生还和我们谈了许多做人、做学问、做事的人生哲理。晚上10点才离开他的住处，我觉得受益匪浅。后来我听刘达同志说：“严先生为我国《计量法》的制定、颁布、实施是作了贡献的。他极力在中国推行国际单位制。”

人物简介： 严济慈（1901~1996），字慕光，号厂佛，浙江省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委员长、中国科协副及名誉、九三学社中央副及名誉。

重庆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由广东世通出资1500余万元成立。公司拥有自主产权实验大楼，地址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区科技园联东U谷科技园内，是国家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贯标企业。
重庆世通仪器检测校准中心实验室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2020年获得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认可，认可号L13133。2021年获DILAC认可。实验室校准源，校准检测覆盖范围广。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电磁、热工、几何量、工程建筑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著作，又名《吕览》。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该书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其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分15篇，共60篇。十二纪象征“大圜”的天，其中《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存63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涉及古代计量的有两处：一处是仲春纪第二，仲春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是月也……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一处是仲秋纪第八，仲秋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巂中……是月也……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其大意是仲春这个月（即阴历二月），太阳在白天运行到奎星位置，傍晚弧宿在中天，早晨建宿在中天……这个月……春分这一天，统一衡量长度、重量的标准、容器和秤锤；仲秋这个月（即阴历八月），太阳在白天运行到角星位置，傍晚牵牛在中天，早晨觜巂在中天……这个月……秋分这一天，统一衡量长度、重量的标准、容器和秤锤。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计量器具的校准周期为半年，校准日为春分和秋分这一天。这是因为春分这一天，“黄赤相交之点，太阳行至此，乃昼夜平分”（《明史·历一》），也即这一天时间白天黑夜平分，各为12小时，寒气和暖气比较均衡；而秋分这一天，“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即指太阳在这一天到达黄经180度，直射地球赤道，因此这一天的24小时昼夜均分，各12小时，全球无极昼极夜现象。可见古人在校准度量衡时，已经考虑到温度的影响，即热胀冷缩对计量器具的影响，朴素地符合了现代科学对测量环境的温度要求。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计量理论下，已经非常了不起，每当阅读到这两段，都让当代的计量工作者——我，内心升起由衷的自豪感！

重庆实验室作为西南服务中心，通过本地化运营，区域协同发展的方式，快速相应，提升服务质量，围绕“服务促发展”的工作主线，打通西南地区服务网格化，已与西南地区众多企业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服务，效率”是西南地区客户对重庆世通的肯定，未来世通仪器检测将不断壮大技术服务团队，以创新为动力，着力西南检测校准服务高地，让服务成为一块金字招牌，为西南地区企业发展蓄力加码。
世通仪器热学实验室配备了尘埃粒子计数器校准室、黑体辐射源、三相点瓶、表面温度校准仪、无线温度传感器、露点仪、巡检仪、高温干井炉、热电偶检定系统、精密温度采集系统、标准湿度检定箱、恒温恒湿箱、标准恒温槽等仪器，可开展温度一次仪表、温度二次仪表、辐射温度计、尘埃粒子计数器、表面温度计、环境试验设备等项目的校准。
　　我们通常所说的“时间”包括“时刻”和“时间间隔”双重概念。而时刻的“刻”用来表示时间就涉及中国古代滴水计时的文化史实。古代有一种计时器称为“漏刻”，“漏”是指计时用的漏壶，“刻”是指划分一天的时间计量单位，漏壶计时一昼夜共一百刻，“刻”就是在这种文化事实中具备了表现时间的职能的。时间计量的实质就是通过寻找一种运动过程来度量别的运动的进程和快慢的标准，这种标准运动过程是非常均匀和持续不断的，例如均匀滴下的水滴、缓慢燃烧的香等，都可被用作计量时间的标准运动过程。

　　漏刻计时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均匀水流导致的水位变化来显示时间。从现代计时科学的角度来看，漏刻计时的实质是测量时间间隔。漏刻不是通过观测太阳或其他天体在空中的位置来计时的，它需要依赖其他天文计时手段为之提供计时起点，以便使其所显示的时间与天文计时结果相一致。当漏刻通过与天文计时结果的比对，确定自己的计时起点和单位后，就可以周而复始、连续计时了。这就好比现代生活中的钟表。漏刻的出现，使人们不需要频繁观测天文就可以随时知道当时的时刻。它使中国古代时间计量减少了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是古人在探索时间计量方式上的一大进步。

　　漏刻在中国起源很早。《隋书 天文志》说：“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书中认为漏刻是黄帝观察到容器漏水，从中受到启发而发明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陶器，陶器在使用中难免会出现残漏，导致水的流失，水的流失需要时间，这种现象给人以启发，用水量变化来表示时间的流逝，由此就逐渐导致了漏刻的产生。中国南北朝时期有本书叫《漏刻经》，上面说：“漏刻之作，盖挈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意思是说漏刻起源于黄帝时代，夏商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历代漏刻计时所使用的百刻制，据推测早就是商代制定的，所以古人有时候又把“刻”称为“商”，这是商代漏刻得到发展的有力证据。进入周朝以后，漏刻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朝廷中设有负责漏壶计时的官吏，称为“挈壶氏”。以后历代都有管理漏刻的机构和人员，制度越来越完善。

　　初的漏壶是单只的，壶的底部开一小口，壶中放一刻有刻度的木杆，观察水位退到哪一刻度，就能知道是什么时间了。由于早期漏壶的使用大多与军事有关，所以这种木杆被称为箭杆，这种方法又称为“淹箭法”。为了便于计时，随时知道漏壶中水的多少，人们在壶中放一木块（称为箭舟），将箭插在箭舟上，箭杆上刻有时间线，当壶中水满时，箭杆靠木块的浮力升得很高，随着水的流失，箭舟往下沉，箭杆也随之下降，通过观察刻度线，就可以读出什么时间了，这种方法又称为“沉箭法”。

　　沉箭漏壶的计时精度比淹箭漏壶稍高，但也不够准确，原因在于水的流速与壶中水位高低有关，水位高时，水的流速就快，随着水的流出，壶内水位也就逐渐下降，水的流速也就慢了下来，因此木箭下降的速度是不均匀的，即沉箭漏壶在使用过程中其计时精度会越来越低，为了提高漏壶的计时精度，聪明的古人又发现了新的计时方法——浮箭法。

　　早的浮箭漏壶是单级的，它是由两只漏壶组成，一只是供水壶，另一只是受水壶，受水壶中放箭尺，通常称为箭壶。由于泄水壶的水不断地注入箭壶，木箭上的时刻标记就不断地从壶中显露出来，人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时刻了，这就是单级浮箭壶。

　　单级浮箭漏只有一只泄水壶（供水壶），由于人工往供水壶里加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加水前后水位有一定的变化，导致流往箭壶的水流量不稳定，因而计时误差相对较大。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把木箭上的时刻标志做成不均匀的，但这又需要有其他计时仪器的校验，在汉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另一种方法，是不断给泄水壶添水，使其水位能大致保持在某一高度，以此减少其排水速度的变化。经过多年实践，人们在泄水壶和受水壶之间再加一只补偿壶，使补偿壶在向受水壶供水的同时，又不断得到泄水壶流进来的水的补充，从而使补偿壶的水位保持相对稳定，这就是二级补偿浮箭漏壶。

　　东汉科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曾经这样描写当时二级漏壶的使用情况：“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左为夜，右为昼”（唐代徐坚《初学记》）这段话表明，这套漏壶用铜制成，有两个泄水壶，它们分别在底部开口，个泄水壶流出来的水流入第二个泄水壶，第二个泄水壶再排给受水壶。所谓“再叠差置”，是指两个漏壶，像台阶一样重叠错开放置。玉虬就是用玉做的排水管，管的出口处雕刻成龙首形状，泄水壶的水通过玉虬排出。由于昼夜长短不一，可以让受水壶也有两套，分别在白昼和黑夜使用。由此可知，二级漏壶至迟在东汉就已经发明了。

　　二级漏壶可以大幅度提高漏刻计时精度，于是就出现了有三只泄水壶连用的漏刻。晋代孙绰的《漏 铭》早记载了三级漏壶的存在，孙绰写道：“累筒三阶，积水成渊，器满则盈，承虚赴下。”所谓“累筒三阶”，就是指的三只连用的圆形泄水壶。到了唐代，吕才又将连用的泄水壶数增加到四个，从而导致了四级漏壶的诞生。杨甲的《六经图》，也记载了吕才漏壶。

　　古人为了提高计量精度，除了增加漏壶的级数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改进，那就是分水壶的发明。个使用分水壶的是宋代的燕肃。他在公元1030年制造的“莲花漏”中使用了减水盎，其下匮有一个分水孔，当下匮中的水面超过分水孔时，水就会通过竹注筒流到减水盎中去，这样，只要上匮注入下匮的水量稍大于下匮流出的水量，就可以保持下匮水面的稳定性。这个减水盎其实就是后来的分水壶。分水壶的出现，从根本上解决了漏壶的水面稳定性问题。

　　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交泰殿中的铜壶滴漏，是乾隆十年（1745年）制造的，这是中国保存至今仍然完好的漏壶。漏壶全都用精铜制造，每个漏水的小管子都雕刻成龙头形状，水从龙口流出，上层的漏壶置于楼阁形建筑的上层，旁边有楼梯可以上下，楼阁建筑与宫殿结构相同，做工雕刻极为精细，平水壶面镌有乾隆皇帝的御制铭文。

　　漏刻作为是中国古代主要的计时仪器历几千年而不衰，并不断得到发展，与民族的传统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古代统治者的意识中，计时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的主要标志。敬天是中国政治的根本，只有敬天才能够深知天意，传达天意，而掌握了时间就能顺天意行事，使自己的政治权力不被丧失。正所谓“漏壶之制，原于上古，圣人掌之有司。所以敬天时、重人事，其所关也大矣”。（周琰《重铸漏壶铭序》）。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计时仪器十分看重。